这里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生活条件最恶劣的地区之一，大多数来到这里的外国人都在掐着倒计时表，盼望着早日离开。然而，一支中国医疗队却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30多年来，一批批中国医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普写了一首首生命的赞歌。
2008年11月底，广西援尼日尔第14批医疗队顺利地完成了援非任务凯旋。近日记者走访了医疗队中的部份柳州籍医生，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2006年11月，广西援尼日尔第14批医疗队的37名队员到达该国首都尼亚美，在这里分成了3个队：17人去马拉迪省医院，9人去津德尔国家医院，11人去尼亚美国家医院。从那一刻起，炎热的气候、语言障碍、设备简陋、药品匮乏、生活艰苦等种种困难就摆在了援非队员们面前。
尼日尔是联合国评定的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这从当地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可见一斑：“吃饭靠上树、政府靠救助、穿衣三块布”。
还好，这既是一支医疗队伍，又是一支“生产大军”。
“去之前每个人都带上了一大盒各种蔬菜种子。”龙潭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甘宜宜颇为自豪地说，她带的菜种有芥菜、黄瓜、四季豆、西红柿、豆角、黄瓜等等，都是自己平时喜欢吃的菜。
原来在尼日尔各种副食品奇缺，叶菜只有生菜和白菜两种，为了解决吃菜难问题，前面几批医疗队充分发扬“南泥湾精神”，在房前屋后的沙地上开荒，种植各种蔬菜，解决吃菜难问题。这一优良传统被一批批传了下来，以后每批赴尼日尔的医生都会带上种子，到了那之后就在自己的“责任田”里种下。由于尼日尔阳光充足，各种蔬菜种下去后发疯似地长，一年四季都没断档过。
吃肉难也是摆在队员们面前的一大问题。由于尼日尔大多数国民信奉的是伊斯兰教，所以要想买到猪肉并不容易。在津德尔和马拉迪，队员们要想吃一次猪肉有时要开车到上千公里外的地方去买，来回几十个小时。尼日尔天气炎热，即使是冻过的猪肉，买回来后都已经变质变味。
买不到现成的就自己动手。有一次在津德尔医生们“嘴馋”，非常想吃点猪下水，于是四处寻找，无意中得知当地有人要卖猪，赶紧买回了一头，在驻地院子里宰杀。
杀猪那天，整个分队就像过年一样，所有的医生都跑到院子里观看。几名平时拿惯了手术刀的医生杀起猪来有模有样：圈起袖子，把猪捆好，一抓猪耳，手起刀落……那头猪整个分队吃了几天才吃完，现在很多人还在回味。
另外在每个医疗点还分别配备了一名专职厨师，根据队员们的口味做出各种可口菜肴，因此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医疗队员们还是能有家的感觉。
广西医疗队在尼日尔的职责主要是为当地的百姓、上层人物和中资机构的人员提供医疗服务，在他们服务的众多对象中，有一个人的身份最特殊。
前往津德尔的分队到达驻地后，分队长江健就和几名工作人员去拜访了当地的宗教领袖苏丹王。在会谈中得知苏丹王已经60多岁了，3年前因中风得了偏瘫，一条腿抬不起来，走路需要拄拐杖，上楼需要两个人扶，行动很不方便，之前曾到过几个国外医院治疗均未见好转，于是江产生了为苏丹王治疗的想法。
回到驻地后，江将这个想法和情况向总队做了汇报，总队讨论后立即向中国驻尼日尔使馆请示，很快大使馆批示：可以!
不过，摆在医疗队面前的工作却并不轻松：按照一般情况，患中风后半年内是治疗偏瘫的最佳时机，而苏丹王已远远错了这一时机。检查后发现，苏丹王的腿部肌肉冰凉、已出现了萎缩，肌力还不到3级（正常人为5级），这是一个挑战。
经过讨论，医疗队迅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治疗小组，决定因地制宜，采取针灸、按摩、现代肢体功能康复训练配合药物的综合治疗方案。小组由柳州市人民医院的外科副主任医师江健、针灸医师黄艳霞和南宁的保健医生王盛朝及一名翻译组成。
苏丹王的王宫离津德尔分队的驻地有5公里远，刚开始时，几乎每天晚上，治疗小组都要去王宫为其治疗，有时要工作到晚上11时。苏丹王身高1.8米，体重100多公斤，身材普遍瘦小的治疗小组成员扶着他做肢体训练时，常常累得汗流浃背。
治疗小组的人员白天还得正常出诊，晚上还要为苏丹王治疗，几个月下来大家都感到非常辛苦，更重要的是，苏丹王的症状并没有明显好转。
“一些人打了退堂鼓，可我相信，只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就能把事办好。”江健说，通过几个月的治疗，苏丹王虽然还不能丢掉拐杖，可是血液循环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皮肤的弹性也增加了。
江健说服了苏丹王继续接受治疗，同时做通了小组成员的思想工作。半年后，奇迹发生了：苏丹王腿逐渐有力了，走路也不用拐杖了。两年后，当第14批医疗队离开时，苏丹王已经能独自上楼了。一次，尼日尔总统见到苏丹王不用搀扶就上了楼，大为吃惊，问是怎么做到的？苏丹王神秘地笑笑说：“是神派来医生来帮我治好的。”
在尼日尔，除了中国的医疗队外，还活跃着不少欧美国家和各种国际组织的医疗队，和中国医疗队不同，他们大都是些“飞行医疗队”。
英美等国的医疗队财大气粗，来之前一般会在当地广泛张贴告示，征集病例，然后坐着飞机，带着大量的药品而来。落地后就给当地人免费发放药品，免费做手术，这个时候中国医疗队的医生往往都要让出手术台给这些医疗队使用。不过，最多一周时间，这些欧美医生就会飞走，最后留下来帮当地人看病解决问题的还是中国医生。两者对比，中国医生吃苦耐劳、技术精湛更受当地人欢迎。
有一次，尼亚美国家医院转来了一名患“尿毒症”的产妇，这名产妇在做了剖腹产手术后5天内一滴尿都没有，送来时脸已呈绛紫色，浑身青肿，奄奄一息。
当时在该医院泌尿科工作的人民医院医师姚汉林给病人检查后，初步判断病人是因手术时碰伤了输尿管，导致肾积水。当天晚上姚便给病人进行了手术。切开病人腹部后一看，果然!
原来给病人做手术的产科大夫经验不足，手上活太粗糙，在手术过程中不仅将病人右边的输尿管切断后扎上，还将左边的输尿管也扎上了。姚把左边输尿管解开后马上就有尿通过，随后又将右边的输尿管接上。很快病人就有了尿，脸也逐渐恢复了气色。
病人得救后其家属连连向姚表示感谢，竖起大拇指不停地称赞：“Dt. Yao好样的!中国医生好样的!”
尼日尔常年温度都在30℃以上，气候炎热干燥加上卫生环境差，蚊蝇肆虐，疟疾、伤寒、霍乱等疾病横行。中国医疗队在为当地人治病的过程中，自身的健康也时刻遭受着威胁。在津德尔分队，刚到达驻地没几天，9名医生中就有6人被疟疾和霍乱等疾病击倒，在其他点的医生中，也有不人病倒的。
更可怕的是当地日益严峻的艾滋病形势。近年来，尼日尔的艾滋病人数在逐年增加，而由于条件有限，病人在手术前一般都没有经过艾滋病检测，这给医疗队员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尼日尔的医院中各种医疗器械陈旧，中国医生用不惯，加上与当地的护士配合不到位，在手术中被划破皮肤，刺中手指的事情不时发生，每天队员们都得绷紧神经。
“你不知道哪个病人携带有艾滋病病毒，所以我们只能不断提醒自己小心。”江健说，医疗队代表的是中国，在危险面前不能退缩，这不仅关系到医生的职业道德问题，更关系到国际形象问题。
有一次，江在给一名病人的腿做手术时，突然被带血的手术刀划破了手，他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于是马上跑到水龙头前，拼命地把伤口的血挤出来，同时用水不断地冲洗，然后再在伤口上涂上碘伏消毒，包扎好伤口后，又继续给病人做手术。
甘宜宜同样遇到过“险情”：有一次她在给一名产妇做手术时，被血溅到了脸上和眼睛里，她非常镇定地擦干净脸，随后又继续给病人做完了手术。
幸运的是，这批医疗队回国后进行的体检显示，所有队员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远离祖国在他乡行医，思乡是援非队员们的“常见病”，想家的时候电话和网络成了援非医生们和家人朋友沟通的最主要工具。
尼日尔的通讯基础设施落后，电话费远远要高于我们国内的价格，队员们和家里通话，一般都是先打过去，通后挂掉家人再从国内打过来，这样费用可以节省一大半。即便如此，两年下来，一个家庭的通话费花掉5000到10000元是很正常的事。
上网同样是件奢侈的事情。当时的尼日尔，互联网才刚刚起步，费用高得出奇，上网初装费折合人民币要2000元，而且包月上网每月还要交750元人民币，这么高的价格让很多带了笔记本电脑过去的医生摇头叹息。后来大家想到了合伙上网的办法，几个人分摊费用，每个人轮着使用，才解决了上网难题。只是那里的网络很不稳定，经常掉线，和家人聊QQ时，发个信息过去，常常要等十多分钟才等到一句回话，还好大家都习惯了。
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援非队员们都能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想办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和充实。龙潭医院医师甘宜宜把援非之旅当成了一次“创作之旅”，去的时候带上了DV、数码相机和电脑，工作之余她常常带着装备四处走访，拍摄了大量非洲风土人情的照片和录像。回国时，她拍的各种照片装满了80G的硬盘，另外还制作了一部62集的短片《非洲风情系列片》，在医院展示给同事们看，深受欢迎和赞赏。
谈起援非的感受，有着两次援非经历的姚汉林说，援非是一次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洗礼，非洲国家贫穷落后，人民生活困苦，缺医少药，这里的人民更迫切地需要医疗援助。作为一名医生，去了非洲或许会遗憾两年，但是若不去一次非洲这辈子都会感到遗憾。
《南国今报》记者陈新援
背景资料：中国援非医疗队，是我国无偿派往非洲给予医疗支援的医疗队。自1964年我国政府第一次向非洲派出了医疗队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向47个非洲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6万名医务工作者，救助非洲民众2.4亿人次。中国援非医疗队给予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和人民如此大规模持续的援助，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广西从1976年开始向非洲国家派出援助医疗队，援助非洲尼日尔和科摩罗两个国家分别有33年和16年的历史。
